摘 要：新时代构建高质量教材体系是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构建必赢优惠y272net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支撑。从整个构建过程来看，内含着构建环境干预与系统化的政策嵌入逻辑、构建单元重组与整体化的空间重构逻辑、构建手段重塑与现代化的技术赋能逻辑、构建方式调适与结构化的制度供给逻辑。新时代所要构建的高质量教材体系包含教材思想体系、教材知识体系、教材资源体系和教材治理体系，是基于教材本质属性与价值指向而生成的系统化、结构化和专业化内容图景。在廓清构建逻辑与内容框架的基础上，可从营造严把教材思想价值体系建设方向的政治环境、构建扎根中国与融通中外的教材知识生产空间体、推进数字化教材资源平台建设与新形态教材开发、坚持以整体性思维促进教材治理体系现代化构建等路径出发，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教材体系。

关键词：高质量教材体系；教材建设和管理；国家事权；中国特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教材的重要性，并指出“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高质量教材体系既是落实国家事权、体现国家意志的关键载体之一，又是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和文化强国的应有之义，还是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构建必赢优惠y272net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支撑。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要“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高质量教材”，这既凸显了教材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作用，也为新时代构建高质量教材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

近年来，学界围绕教材体系构建进行了多维探讨，有基于国家视域的宏观建设讨论，有从学段类型角度着手的积极探索，还有教材体系构建具体环节的微观考察。具体表现在：第一，从不同视域审视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的价值与任务，如从教育强国视域、科教兴国视域等进行讨论。此外，亦有将这些视域作为暗线，围绕教材体系建设的价值、内容、路径等话题所作的探讨。第二，聚焦各级各类教材体系的高质量构建。一是对中国特色原创性教材体系建设进行宏观讨论；二是对必赢优惠y272net学科构成的类型释义，如基础教育教材体系建设等；三是针对教材体系建设环节的探索，如选用使用质量监测体系构建。总体上，现有研究主要从时代背景、价值谱系和宏观路径展开讨论，虽然涉及教材体系构建内容与环节，但是向内探索与回答教材体系构建之要义的研究仍有不足，尤其是在构建逻辑、内容构成背后的原理挖掘与阐释上还不够丰富。鉴于此，本文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探讨新时代教材体系构建的逻辑、内容和路径，以便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助力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

一、新时代高质量教材体系构建的逻辑向度

教材是衡量教育质量和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高质量教材，已成为全面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的核心指向与行动目标，同时驱动着各级教材管理机构创新举措、深入推进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

（一）构建环境干预与系统化的政策嵌入逻辑

教材政策与教材体系构建之间的逻辑关系具有鲜明的嵌入性特征。当国家（政府）制定的教材政策是根据教材体系建设的实际需求来规划时，二者将处于相互嵌入的良性状态。在高质量教材体系构建行动中，政策作为一种重要的治理工具，正经历从单一嵌入到多重嵌入的转变，主要通过思想嵌入、行动嵌入和工具嵌入的方式，提升高质量教材体系构建效能。其一，作为一种思想方案统领高质量教材体系构建。教材体系构建是一个有着历时态发展规律的过程性事件。新时代构建高质量教材体系，既是教材建设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思想产物，也是教材从无到有再到高质量建设等一系列政策导向的实践产物，其中蕴含鲜明的意识形态。如《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等政策文本明确指出教材必须要体现国家意志。其二，作为一种行动方案嵌入高质量教材体系构建过程。教材政策制定缘于国家政治建设需要，与国家治理的基本意愿密不可分。如多国政府通过政策制定的方式，以确定一种行动策略推动教材高质量建设，进而达到改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社会福利的目的。这一嵌入方式通常也被认为是清除教材建设弊害政策、维护社会安定与国家安全的干预过程。其三，作为一种工具手段消解教材体系高质量构建壁垒。教材政策制定通常以问题为导向，是作为某一研究问题嵌入教材建设和管理，并在政策主体不断学习的过程中渐进修正相关政策，从而破解高质量教材体系构建困境。这在教材育人服务、教材制度完善、教材使用监测等方面都有重要体现。

（二）构建单元重组与整体化的空间重构逻辑

高质量教材体系构建的是一个完整的教材领域系统，是具有一定结构、功能和区域联系的空间体系，对其进行空间重构旨在实现构成要素的分类、重组与优化。一方面，通过教材体系的功能分类，增强其高质量构建的空间分类建设能力。由于教材类别的差异性，教材体系构建呈现多样性、复杂性的特征。从使用范围来看，包括基础教育教材体系、高等教育教材体系、职业教育教材体系等；以功能作用划分，又可分为基本教材体系（如教科书）、辅助教材体系（如教学参考书、自学指导书、补充讲义、图册、视听材料等）等。针对不同空间类型的教材体系，科学建立以国家统筹、知识空间为内核的分类整合机制，是实现新时代高质量教材体系构建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教材体系构成单元的优化重组，增强教材体系构建空间的整体规划与建设能力。尽管教材体系的构成单元包含作为形式空间的不同类别的教材体系，但是形式空间只能作为我们理解高质量教材体系结构的一个依据，其自身还不能完全澄明教材体系的内核构成。而要完整呈现教材体系形态，使其成为拥有不同规模和内容的多层次、立体化系统空间，还要明确教材体系的实质空间范畴，如思想价值、知识内容、资源平台、治理现代化等。因此，高质量教材体系构建须以形式空间与实质空间为单元，以构成单元的建设样态为依据，通过构建单元的有序整合，提升教材体系的服务与支撑功能，打造更多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水平的精品教材。

（三）构建手段重塑与现代化的技术赋能逻辑

技术要素是推动教材建设和管理的关键变量之一。构建适应强国建设需求的高质量教材体系需要数字技术、组织技术、生态技术等多种现代技术的支持，通过技术嵌入赋予教材体系构建主体一定的行动能力。一方面，技术嵌入可以推动教材体系构建手段的重塑。与传统教材体系构建不同，技术要素的引入改变了教材体系构建的基本方式，形态数字化、建设专业化、管理信息化、构建立体化等成为新时代高质量教材体系构建的主要标志。在大量人力、物力和技术的支持下，新时代教材体系的构建观念与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同时，传统注重教材量产的思维模式被精品化与专业化逐渐取代，教材体系构建变得更加注重科学性、思想性、合理性和开放性，构建方式也逐步具有中国式现代化风格。另一方面，技术嵌入能够提升教材体系的构建能力。将现代技术应用至高质量教材体系构建场域，最根本的动因是新技术可以通过主体赋能的方式，赋予教材建设的行政权力主体（如教材局）、社会权力主体（如出版机构）和教育权力主体（如学校）一定的治理能力，包括教材主管部门的统筹规划能力、教材出版单位的质量把关能力、学校和师生的教材使用效果反馈能力、社会民众的教材监督能力，等等。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现代技术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高质量教材体系构建过程中的广泛应用，能够真正将技术的多重优势有机嵌入教材体系的建设思维和治理结构，而且能够凭借这种优势的持续性发挥，积极推动新时代高质量教材体系的共建与共治。

（四）构建方式调适与结构化的制度供给逻辑

制度是教材建设工作稳步推进的关键力量。一般而言，制度是对人们行为的约束、规范和准则，以及制定这些要求的活动。新时代构建高质量的教材体系应从制度规约和制度建设两方面协同发力，以此保障构建过程的有序运转与结果正义。一方面，通过制度规约调整教材体系构建方式。教材是传递国家意志的重要载体，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以制度规约推进高质量教材体系构建，实则是借助正式制度的强制性约束力规范教材系统的建构过程。因为正式制度隐含了权威者对制度的强制推行、支持和实施，依靠这种外部强制性的刚性举措，可以精确布局高质量教材体系构建的支撑性政策和执行路线，规范高质量教材体系构建的政治环境与权力运行方式，确保高质量教材体系构建的合法性承诺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通过制度组合优化教材体系结构。正式制度虽是高质量教材体系构建的重要保障，但其难以覆盖高质量教材体系构建过程中面临的所有问题，因此需要融入非正式制度，如习俗、规范等。因为在公共物品供给当中，正式规则的供给需要考虑非正式的习俗或信仰的需求，而非正式的社会组织或网络关系又会加强正式制度的实施效应。只有得益于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两大制度系统在功能上的互动融合，教材体系结构才能变得更加合理有序。此外，单一制度和多元制度的作用环境与关系张力，同样会影响高质量教材体系构建的实践选择，所以构建过程还需灵活供给与科学组合制度，充分释放制度潜能。

二、新时代高质量教材体系构建的内容框架

新时代构建高质量教材体系有其独特的运行逻辑，即以政策嵌入、空间重构、技术赋能和制度供给形成逻辑闭环，整体服务强国建设要求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这意味着在建设过程中不仅要有时代响应驱动下的类型建构思考与整体图示绘制，还要基于教材的本质特性与价值指向，从内在结构视角完成高质量教材体系构建的观念转换、理实对接和意义揭示。

（一）捍卫国家意识形态的教材思想体系

2018年10月，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教材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风格，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体现国家和民族基本价值观，体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这一重要论述对教材思想体系的内容架构提出了总体要求，既要捍卫国家的意识形态，也要强调体系的结构完整。

一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引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是严整的科学体系，也是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体系。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有属于自己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概括，它为观察当代问题和解决当代问题提供基本理论和方法。新时代构建高质量教材体系须主动融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强化教材建设和管理的国家属性与人民立场，科学总结教材实践的多面性经验，形成学生易接受且内含理性、逻辑与智慧的知识系统和意义世界。

二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立足中国实际并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系统阐释的共同价值目标，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既有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理论性质，又有对发达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批判与超越，同时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超越。新时代构建高质量教材体系要自觉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教材编、选、用、评和推广的思想指引与价值导向，通过教材知识的显性传递和知识背后的价值内化，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远大志向、培育美好心灵，使其成长为爱党、爱国、爱民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合格接班人。

三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根基的文化体系。习近平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蕴含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如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厚德载物等思想，这些都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推进道德与价值观建设提供有益启发。新时代构建高质量教材体系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基，在编排体例与风格、内容选择与呈现、插图绘制与使用等方面深入挖掘、系统转化和创新发展中国优势文化资源，凸显中华文化符号、形象和精神力量，进而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增强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

（二）立基中国与融通世界的教材知识体系

中国青少年学什么内容的教材，对社会影响深远，所以教什么、学什么要先于怎么教、怎么学。教科书文本内外存在两种知识空间：一是教科书外部的原生态的文化知识空间，理论上包含所有的人类文化文明与科学知识；二是通过教科书研制者的选择等主体行为而构建形成的教科书内部文化知识空间，即构成教科书具体文本的文化知识体系。无论何种知识空间，进入教材的知识是有限的，但是选入的知识一定具有理性本质与真理意义。从这个角度而言，高质量教材体系构建应立足高质量知识这个内核，从不同的空间中选择适宜的知识进入教材。

其一，源自中国本土的高质量知识。在源远流长的历史中，中国人民生产了丰富的优质本土知识，它们“内涵特定的文化背景、文化精神、思维方式和思想价值观等文化因素，通过‘以文化人’的方式实现对人生命价值的启蒙、解放和提升”。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对本土知识的生产并不自信，导致很多领域仍然盲从西方知识观，这既有地理、人文和地域性条件的事实约束，也在于我们缺乏对本土知识创新的自信态度。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对本土知识价值自识、自信和自觉的结果，也是高质量教材编写的智慧支撑，而创新正是这种价值确立的根本途径。在中国本土知识生产和实践空间中寻找与确立符合课程标准、满足政治需要、适应学生身心发展要求的知识集，并在此基础上融汇创新精神，善于提炼标志性概念，形成原创性理论，提出变革性方法，积极构建中国自主的教材知识体系，是新时代构建高质量教材体系的本源性力量。

其二，来自世界优秀的文化知识遗产。知识文明时代，“知识作为新的资源，具有共享普惠、无限增值的本质特征，克服了传统物质资源排他性和消耗性的固有缺陷，并能引导物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可见，知识既是人类文明交往的重要载体，也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可持续的资源保障。教材是知识的一种载体，因其承担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接班人的重任，所以选入教材之中的知识理应是人类文明的精华。教材作为知识精华的载体，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具有极端重要性。因此，编写高质量教材就不能仅仅聚焦中国本土的知识生产与实践空间，还要以“开门办教材”的包容姿态对待世界优秀文化遗产，主动将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的人类先进的文化知识纳入其中，向世界展现中国教材建设的质量意识、文明态度和共生理念。

（三）兼具系列化与立体化特征的教材资源体系

长久以来，学界对教科书究竟是“教材”还是“学材”的论争不断。事实上，“教科书既不纯粹是教师用书，不是教的材料，也不是纯粹是学生用书，不是自学材料，它是兼顾教和学的书，是教师和学生共同使用的书，二者不宜割裂开来”。既然教材是一种兼顾教和学的特殊材料，那么在编写和使用时就要既考虑教师教的需要，也要兼顾学生学的需要。

一是构建系列化的配套教学资料。教材是传递国家意识形态和法定知识的载体，是在教学活动中教师用以协助学生完成教学目标的各种信息材料。除教科书外，教材还包括教师教学用书（教辅材料）、学生辅导用书（如练习册、训练读本）、课外读物等。从功能上来看，这些配套的教学资料是教科书的重要补充，属于自选教材。它们既能帮助教师将教科书中所蕴含的知识、道理和智慧传递给学生，也可以帮助学生实现自主学习，提供个性化学习空间，并结合教师所讲授的教科书知识，更好地建构自己的知识观和认识观。新时代构建高质量教材体系可结合教科书知识体系构建的要求和方案，积极建立与之相配套、能够服务知识教学的系列化教学材料，加速知识的理解、转化和意义建构。

二是架构立体化的辅助教学资源。历史中的教材经历了从比较原始的甲骨、树皮等到纸质教科书，再到数字教材的形态转变。这种变化不仅有知识变革的原因，也有技术的“代具”作用。知识是生长的，作为承载知识的重要媒介，教材也需要不断地重组知识。如2017年颁布的《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明确提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要“迎接信息时代和知识社会的挑战”，并将信息技术、编程设计等纳入教材。然而，纸质教材知识的容量是有限的，而扩充的关键在于技术手段的选择与使用。有研究指出，在技术主宰的读屏时代，“作为教育媒介的教材能超越文字、图画的呈现形式，纳入更多的动画、连续性视频、声音、立体形态等多维、多模态的符号方式”。这说明，教材始终是与时代发展、技术变革同频共振的。从这个意义而言，新时代构建高质量教材体系应整体考虑知识的育人逻辑、供给逻辑和教学逻辑，积极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挖掘更多有助于教材知识情境化、生活化和意义化的条件性资源，建设辅助教学资源库，帮助师生更智慧的教与学，重建学生对世界想象的心智地图。

（四）内嵌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的教材治理体系

提高教材建设和管理水平，教材治理体系构建是关键。习近平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为新时代构建高质量的教材治理体系提供了行动指南。

其一，建设供给完善的教材治理体制机制。教材具有国家属性，教材的建设和管理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当教材建设任务嵌入政府治理体系时，建设成效就成为政府系统改造的一个衡量标尺，而提高建设成效的关键在于治理体制机制的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教材战线成立了国家教材委员会、教育部教材局，授权相应部门建设和管理教材，多个省区市也相继成立教材委员会，或相应的教材管理机构，受权治理教材建设。与此同时，建设了包含编写、修订、审核、出版、印制发行、选用使用、发布涉教材信息等在内的层级审核机制、责任监督机制、风险防控机制和舆情应对机制，以此弥补教材治理的制度短板。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数字时代隐匿的意识形态问题，正在不断冲击教材建设和管理的政治性、育人性和有序性，因而亟须建立更加系统、更加成熟的教材治理体制机制，为新时代构建高质量的教材治理体系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其二，提供配套的教材治理法律法规。教材建设是一种具有实践特征的理性认识过程，其中蕴含向善的价值期许和为人的超级美德，这与善治的理论主张内在同一。教材建设虽然是一种向善的实践活动，但是对其治理不能只是利用道理、美德、原则等非强制性要素，还要借助法律（实在法）的刚性约束。步入新时代，国家教材管理部门组织研制与印发一系列教材建设规划意见、管理办法、实施方案和工作指南，如《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关于教材工作责任追究的指导意见》等，明确了教材建设和管理的基本理路与权责事项。尽管这些规划、办法、方案、指南具有法理意涵，但其并不具备以宪法为根本法而制定的法律法规所具有的强制作用，因而也难为司法裁量提供补充法源或兜底法源。对此，仍须加快推进教材建设和管理的立法研究，通过建立教材领域专项法律法规，为教材治理确权、行权和追责提供明确依据，增强高质量教材治理体系构建的法理强度。

三、新时代高质量教材体系构建的实现路径

高质量教材体系构建是一个逻辑缜密、结构完整的系统工程。扎实推进这一系统工程，应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通过政治环境建设、知识生产空间体构建、平台建设与形态创新、治理制度完善等方式全力实现。

（一）营造严把教材思想价值体系建设方向的政治环境

教材是学生学习的重要载体，但学生的学习并非知识和技能的单纯积累，而是在于塑造主观世界。可见，教材的载体功能并非只有学科知识的传授，还有社会教化和人才培养的任务。社会教化和人才培养需要思想价值引领，因为这是增进个体对国家、民族、政党的政治认同、历史认同、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的有效途径。新时代构建高质量教材体系必须重视思想价值引领，营造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环境。

一方面，明确党的理论体系向教材内容转化的政治导向。首先，全面准确地反映党的理论体系，确保融入教材的党的理论体系不走样、不缺项，严把政治观、思想观。其次，在一体化贯通大中小学各阶段学习目标、衔接教材内容时，要注重全学科全学段的思想浸入，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积极发挥思政课教材的价值引领作用，整体集中反映国家意志。最后，有序转化后的教材内容要做到讲道理与讲故事相结合、抽象概念与生动案例相结合、显性表述与隐性渗透相结合，在潜移默化中筑牢学生的精神根基，培育具有中国底色的合格公民。另一方面，全过程监测教材铸魂育人的实际效果。高质量教材体系构建是一个连续性的实践事件，其中既要有机融入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也要及时掌握教材使用后的意识形态建立情况。首先，教师是教材使用的权责主体，是严把教材知识的意识形态性质的关键力量，这就需要提高教师队伍的政治素养和认识水平，推进教师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切实增强讲好党的创新理论的看家本领。其次，教材中党的创新理论落实的好不好，育人效果是评价核心。为此，可从学生的理想信念、价值认知、文化认同、实践行动中检视落实成效，反向促进知识教学指向真理世界与意义世界的建立，增强教材知识的价值强度，重塑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构建扎根中国与融通中外的教材知识生产空间体

中国的教育必须按中国的特点和中国的实际办，要扎根中国、融通中外，立足时代、面向未来，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新时代高质量教材体系的构建议题是中国教育自主发展的产物，同样需要遵循扎根中国、融通中外的理论主张与实践态度。

第一，扎根中国大地办教材，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扎根中国，就是要基于中国实际，而在中国实际中办教材，又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涵养。一是从国家战略规划着手，依托教材研究高端智库，产出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近年来，教育部认定了两批国家教材重点研究基地，意在通过高水平的教材研究基地创生学科核心知识，增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效能，打造中国自主的学术生态。二是从编写队伍建设着手，扭转重论文轻教材的职称和绩效评定取向，鼓励广大教育工作者积极参与教材编写，特别是全国高水平专家学者和优秀教师，创造条件支持他们编写出版学科核心知识系列教材，最大限度规避教材知识同质化、陈旧化等编写误区。此外，可以充分发挥学科团队或教研组的知识生产力，通过新质知识的创作与使用，实现教材质量提升。三是从知识生产资料着手，化文化资源为教材知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孕育着丰厚的知识元素，它们是儿童成长的文化母乳，既可以激发儿童本身所具有的纯正潜能，使良善情感在儿童心灵之中发育、壮大，也可以在儿童尚未发育出足够应对丑恶事物的能力之前让他们远离丑恶事物以免被污染。因而可从中筛选契合国家课程标准、符合儿童经验事实和认知习惯的精品资源（如重大主题），并将其有机转化为教材知识，以此拓宽教材知识的生产空间和育人价值。

第二，在融通中外的行动中汲取教材建设有益经验。以融通中外的视野构建高质量教材知识体系，源于我们的文化自信和知识自信，同时表明中国向世界优秀文明吸收和借鉴的开放与包容心态。首先，可借鉴世界高水平出版机构的教材出版经验。在出版理念上，始终以学术质量作为评价标准，坚持为社会贡献新知识、新思想、新技术；在出版模式上，坚持同行评审，确保学术质量，在此基础上再利用新型出版模式的优势来缩短出版时滞、扩大学术影响；在合作模式上，通过开发智能系统，对特定主体领域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并结合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建议，帮助教材出版部门做好优势学科系列教材的编审工作，助力不同学科教材的高质量建设。其次，构建具有跨界性的教材研究共同体。教材研究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议题，尽管建设理念与方式有所差异，但仍有一些公共话题可以讨论乃至形成共识，如教材编写体例、教材编写队伍建设、教材内容选择取向等。而对这些话题的跨界回答，能够生产公共性知识，助力解决制约教材体系高质量建设的公共问题。从这个意义来说，应主动构建针对教材研究的高水平跨界学术组织，通过知识贡献、经验嵌入、智慧交融、伦理承认等方式，积极推动世界各国教材高质量发展和体系化构建。

（三）推进数字化教材资源平台建设与新形态教材开发

近三十年，中国必赢优惠y272net话语发生了多重转变，其中一个标志的转变是从教向学的转变。在此影响下，教材功能也从注重为知识授受服务的教的逻辑转向强调为学生学习需求服务的学的逻辑。需要注意的是，教材功能的转变，并不意味着为教服务的功能放弃，因为教材的使用和知识的转化离不开作为教学伦理主体的教师。教材应在自身建设上持续发力，主动建立丰富的数字化教材资源，助力教学任务的实现和育人目标的达成。

一方面，加快建设数字化教材资源平台，为教材资源体系构建提供技术基座。具体而言，有以下三种途径。一是运用资源异构技术，优化以教材使用者为中心的系统设计，构建教材使用者意向本体库模块，搜集教材使用者信息、使用行为信息，并对教材使用者的各类需求进行整合与分析，使用规范、标准的术语来描述与整理教材使用者的意向、偏好、用途、体会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准确定位教材使用者的需求。二是利用多源异构的方式，广泛搜集、整理和数字化教材相关的材料，并将其及时整合到数字化教材资源库中；同时引入国外优秀教材研究成果，增强服务能力，保证教材使用者获得高质量、跨媒体的集成服务与完美的交互体验。三是将教材使用者使用数字化教材资源的信息以通信协作与资源异构的方式进行有机整合，并利用分散式的智能化协调机制，为教材使用者提供所需的数字化教材资源信息集成服务；同时借助系统集成的自适应方式，有效处理数字化教材资源平台与教材管理部门网络资源服务系统之间的数据异构及其转换问题，以此提高数字化教材资源的使用效率和管理效能。

另一方面，开发新形态教材，满足新时代人才培养及教育教学需求。相较于已有教材，新型教材具有提高知识组织结构的系统性、增强教材互动的立体性、保证教材内容的可发展性、支持个性化反馈的精准性等特征。更重要的是，它适应了大模型时代数字教育发展趋势，未来将会成为教育资源的新载体。对此，可从以下四方面入手。一是锚定新型教材建设标准、知识体系编写规范和技术迭代发展规律，开发更多新形态教材，为教学提供多样化的资源选择。二是探索基于知识图谱（Knowledge Graph）的新型教材资源建设。知识图谱为教材的内容组织、呈现方式、阅读服务方式、更新迭代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其与新型教材资源的结合，能够为未来校内/校外、正式/非正式、随时随地、终身学习提供一个知识学习的支撑框架，构成更具系统性的复杂知识网络。由此，可基于知识图谱的数据关联性拓展本质，创生教材资源建设范式，构建智能化的教材资源供给中心和资源网格化的管理运行模式，如全国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持续服务新型教材的开发与使用。三是在数字化教学中重构知识体系，开发新型智能教材。数字化教学充分利用语义网络、知识图谱等技术剔除相对无用的教学内容，并在数字赋能的基础上重组服务教学目标的内容体系，支持教学内容的精益求精和持续改进。因而可结合数字化教学场景的内容需求逻辑，不断更新教学材料的知识构成和辅助资源系统，通过建立“集成化+场景化+智慧化”的知识供给、管理和反馈终端，开发适应知识创新、素养形成发展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新形态教材。

（四）坚持以整体性思维促进教材治理体系现代化构建

教材治理现代化是确保新时代高质量教材体系构建的关键变量与核心动力。对此，要以整体性的现代治理思维统摄高质量教材体系构建全过程，由此推动教材治理体系的系统化建设与治理能力的结构性提升。

第一，善治理念统领。教材属于社会公共产品，是多方主体共建的育人媒介。对教材的治理应当主动规避集权统治、无序管理、越权建设等非正当性表现，转而通过政府适度让权、社会机构科学行权、公民个人合理用权等方式，逐步形成权责主体共同治理教材、治理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公共治理理念和现代化格局，捍卫高质量教材体系构建的正当性。

第二，制度建设支撑。教材治理体系现代化构建的关键在于治理制度体系的健全完善。一方面，创新教材治理工作体制机制。习近平指出：“在教材编写、推广、使用上要注重体制机制创新，调动学者、学校、出版机构等方面积极性，大家共同来做好这项工作。”这意味着在实践中要建立健全教材治理制度体系，完善教材质量评价机制，主动淘汰过时落后的旧教材、超量偏难的厚教材，及时听取人民群众对于打造精品教材的心声，建立信息反馈渠道，维护教材安全，不断提高教材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加快建设教材治理专项法律法规。目前虽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专门法律，但是在教材领域还未建立专门的实在法。因而需要加快推进教材治理的部门法建设，如出台教材法，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借助硬法规范与软法规范的共治，结合协同执法和相对集中执法的优势，确保教材治理的合法、有序推进。

第三，主体协同助推。教材治理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涉及治理目标、治理制度、治理主体等要素，但是治理目标的达成和治理制度的有机运转，都离不开治理主体的有序参与和共同努力。就此而言，提高教材治理成效，亟须行政权力主体、社会权力主体和教育权力主体明确自身作为责权主体的身份、具体事项和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制定权责清单，搭建综合治理行动框架，共同破解教材治理过程中遭遇的政策转化落差大、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障碍、治理效能衰减等问题，助推教材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本文参考文献略）

The Logical Dimensions, Content Framework,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forBuilding a High-Quality Textbook System in the New Era

YangLiu LiWei LuoShengquan

Abstract: Constructing a high-quality textbook system in the new era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independent talent cultivation and build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education. Throughout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this endeavor embodies the logic of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intervention and systematic policy embedding, the logic of construction unit reorganization and holistic spatial reconstruction, the logic of construction method reshaping and modern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s well as the logic of construction mode adjustment and structured institutional supply. The high-quality textbook system to be built in the new era includes the textbook ideological system, textbook knowledge system, textbook resource system, and textbook governance system, which forms a systematic, structured, and specialized content landscape based on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and value orientations of textbooks.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construction logic and content framework, we can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quality textbook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following pathways. These include fostering a political environment that strictly upholds the direc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xtbook ideological and value system, constructing a textbook knowledge production space that is rooted in China and integrates Chinese and foreign insights,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textbook resource platform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format textbooks, and adhering to a holistic thinking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textbook governance system.

Key words: high-quality textbook system; textbook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national authority;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初审：普清筠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