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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教育技术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基于南国农先生电化教育思想的学习与思考

作者:李梦,汪基德,朱书慧
阅读数:1

来源:《电化教育研究》2026年第3期


要:针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研究中教育技术学领域的研究相对薄弱的现状,文章立足南国农先生的电化教育思想,阐释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三大体系”的内涵、构建的必要性、可能性及路径。中国教育技术学学科体系指由教育技术学知识领域及其子学科构成的整体结构系统;中国教育技术学学术体系是由中国学者基于本土化教育技术应用问题研究的成果系统;中国教育技术学话语体系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教育技术学研究取得的学术成果,运用中国思维方式组织的概念、范畴与命题的言语表达系统。根据南先生一贯倡导的教育技术学学科建设思想,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的路径:立足中国国情与教育信息化实践优化学科体系;坚持问题研究与体系构建相结合完善学术体系;植根中国传统文化,加强国际对话,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研究旨在推动形成中国教育技术学自主知识体系,实现学科发展从对西方理论的“照着讲”向立足本土创新的“接着讲”的历史性跨越,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学术支撑。

关键词: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三大体系;学科建设;南国农电化教育思想;自主知识体系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要求“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号召。必赢优惠y272net工作者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也提出了构建必赢优惠y272net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历史性任务,并论证了“三大体系”之间的关系。然而,在教育技术学领域,对“三大体系”建设的研究相对薄弱,亟须在服务教育强国与教育数字化战略的背景下,深化对学科自主发展的理论回应。

回溯中国教育技术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电化教育”这一承载着鲜明中国特色和历史印记的学科称谓与实践探索,凝聚了以南国农先生为代表的数代学者的智慧。早在1985年,南国农先生在《电化必赢优惠y272net》前言中就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化必赢优惠y272net》”的编写原则。南先生毕生致力于电化必赢优惠y272net的本土化理论构建与实践,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三大体系”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思想源泉、方法论启示与实践参照。

本文将深入挖掘南国农先生电化教育(教育技术)思想所蕴含的本土智慧与时代价值,系统阐释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三大体系”的内涵、构建的必要性、可能性、原则与路径,以期推动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高质量发展。

二、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三大体系”的内涵、构建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参考我国必赢优惠y272net“三大体系”的相关研究,可将教育技术学的“三大体系”作如下界定:中国教育技术学学科体系是指教育技术学所包含的专门的知识领域及其子学科所组成的整体结构系统。它是根据中国的教育技术学学科现状,对教育技术学知识体系进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类,为中国教育技术学划定了研究的范围。中国教育技术学学术体系是指由中国教育技术工作者为解决中国教育技术应用问题进行研究所形成的学术成果系统,它反映了中国教育技术学的内容。中国教育技术学话语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教育技术研究取得的学术成果,运用中国思维方式组织的概念、范畴与命题的言语表达系统,它反映了中国教育技术学的方向与表达形式。

有人站在科学知识应该具有普遍性的角度认为:教育技术学是关于教育技术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具有普遍性,不应该有中国的教育技术学与外国的教育技术学之分,所以没有必要提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这个概念与命题。南国农先生引用《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总序中的一段话回答了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虽然具有普遍性,但只有在中国化了以后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教育技术学也是一样,中国的教育技术学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是中国的教育技术问题,研究和解决中国教育技术问题的教育技术学,也必然有自己的特色。“中国的电化教育,从它出生之日起,就是适应着我国的国情,走着自己发展的道路”,南先生的这些论断深刻揭示了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的必要性。

中国的教育技术问题有哪些独特性呢?首先,中国教育技术应用所具有的独特生态性,需要独特的教育技术理论。中国特有的教育顶层设计催生中国式教育实践创新,中国特色的教育数字化转型路径创造了全球独有的大规模技术应用场景。2012年启动的“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惠及6.4万个偏远教学点;截至2025年12月,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超13万条中小学资源,此类国家工程蕴含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亟须本土化理论阐释。教育矛盾的独特性,要求技术解决方案也具有独特性。中国教育面临的主要矛盾—优质资源短缺与大规模需求之间的矛盾、区域发展不均衡与技术普惠需求之间的矛盾。西方基于小规模情境开发的个性化学习系统,难以支撑中国亿级用户的并发需求,而中国原创的诸如“三个课堂”这种解决本土问题的实践策略必然要求相应的理论升华。中国学者独特贡献的学理化表达必然催生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因此,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绝非狭隘的民族主义诉求,而是基于文明多样性原则的学术自觉。其次,中国的教育技术学存在着西方理论水土不服和依附倾向。以建构主义、联通主义为代表的理论虽对中国有重要启示价值,但其基于欧美社会文化语境的问题预设与价值取向,对中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完成等的指导性和解释力不足,甚至引发实践偏差。美国AECT’94定义的引入,曾使中国一度出现言必称该定义的倾向,突破这些困境,亟须构建根植中国土壤的自主知识体系。再者,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赋予了学科建设新的历史使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2.0》等国家教育发展政策的出台,为学科发展提出了新使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明确将数字化作为教育系统性变革的杠杆,这就要求学科为教育新基建的体系化构建、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生态化发展、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模式提供原创性学理支撑。这种战略支撑性需求,使得学科建设需要超越单纯的学术范畴,成为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智力引擎。

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学科构建的可能性基于多维现实基础。在实践维度,中国教育技术发展历经电化教育萌芽期、计算机辅助教育探索期、教育信息化1.0/2.0建设期,直至当前全面数字化转型阶段,积累了丰富的本土化经验。例如,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五大电化教育实验,现在正在进行的“慕课西部行计划”以及广东、上海等省市“人工智能教育试验区”等,这些规模化的创新实践为理论升华提供了鲜活样本与实证富矿。在理论维度,南国农先生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电教“七论”为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框架奠定了基础;他提出的“现代教育思想理论×现代信息技术=成功的信息化教育”的经典公式,深刻揭示了技术与教育的辩证关系;他倡导的“大电教观”和后来陆续发表的文章,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科构建提供了方法论指引。《电化必赢优惠y272net》《信息化教育概论》等著作的出版,也佐证了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的可行性。在文化维度,我国“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教育理念、“有教无类”的公平价值观等教育传统,为技术伦理观建构、人本发展导向确立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滋养,使学科体系天然携带东方文化基因。在政策与学术环境维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必赢优惠y272net的理论主张。改革开放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也有学者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赢优惠y272net的主张和构建中国特色电化必赢优惠y272net的呼吁,并进行了初步探索。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党中央文件提出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要求,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学科,创造了包含方向引领、政策支持和良好学术生态在内的有利条件。

三、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学科体系的主要依据

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学科体系,除了教育技术学自身发展需要外,还需根据中国的国情和社会需求。南国农先生特别强调社会需求对学科和专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他提出:“举办教育技术学专业,要从社会需求出发”。面对教育信息化和现代化的需求新形势,他更是前瞻性地指出,教育技术学已经具备了作为一级学科的基本条件。

南国农先生根据当时教育技术学的发展实际和社会需求,认为教育技术学还可以细分为信息化教育原理、现代远程教育与网络教育、数字教育媒体、教育软件工程、教育影视编导与制作、教学设计与绩效技术、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等分支学科。也有学者认为,应该分为教育技术学原理、信息技术教育、视听媒体技术、教育软件工程、教育资源建设、现代远程教育等子学科。还有学者认为,应该分为教育技术学原理、信息化教学论、教学设计学、远程必赢优惠y272net等子学科。上述这些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技术学科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教育技术学的分支学科构建提供了有益参考。

2011年,南国农先生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出了被我国教育技术工作者概括为“中国教育技术学的南国农之问”的问题,即“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信息化越来越发展,而教育技术学却越来越衰弱?”围绕这一问题,许多学者进行了深入思考与探索,提出了适时调整人才培养目标,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教育技术学专业人才;加强研究成果转化,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等建议。概言之,就是要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才,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就教育技术学专业来说,当前,为培养服务于教育数字化战略方面的人才,就须调整教育技术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方向或增设新的专业方向。

四、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学术体系的研究取向

结合南国农先生的相关思想,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学术体系,需要关注以下三点。

(一)立足本国实际,追踪现实问题

南先生指出,未来的教育技术研究需“立足本国实际,追踪现实问题”。同时他认为:“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用自己的理论来解决”。因此,中国教育技术学学术体系要以解决中国教育技术问题为目标,由中国教育技术研究者来建构。中国独特的、大规模、快速迭代且由政府推动的教育信息化生动实践,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真实案例、数据资源和复杂问题情境,这是孕育原创性理论和本土化范式的土壤。

要广泛开展基于本土问题的研究,需注意三个方面。一是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研究队伍,为问题研究提供专业的研究主体。以南国农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学者所倡导和践行的“立足本土、深入实践、服务教学”的学术传统,为新一代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指引和价值坐标。此外,还应进一步完善青年学者培养机制,使新一代学者既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还具有文化自觉和本土问题意识,为开展问题研究提供队伍保障。二是要锚定问题,确立研究重点。系统梳理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的迫切需求、基层学校和师生在技术应用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颠覆性技术带来的教育新命题与新挑战,围绕这些真问题、大问题,设立国家级、省部级重大攻关项目,集中优势力量开展协同研究。三是对研究方法进行改造与创新,开展原创性研究。需从经验总结跃升到循证创新,并进行本土化改造。例如,为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大数据模型,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教育大数据方法进行改造:其一,在学业预测模型中引入“家庭数字素养”等本土化变量,构建文化情境敏感的分析框架;其二,运用自然语言处理与情感计算技术,实现学生文本价值观倾向的量化分析,突破德育评估的方法瓶颈;其三,采用断点回归等准实验设计,有效测度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对乡村学生学业发展的干预效应,推动教育因果推断的方法创新。

(二)加强教育技术基本理论研究

南先生非常重视教育技术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提出了“建立和完善信息化教育的基本理论体系”和“解决现实中的有关认识问题”两个任务。并对电化教育的定义、本质、功能、学科性质、定位和基本理论等认识问题都有过深刻的论述,这对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学术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关于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的定义以及本质问题的探讨

1985年,南先生将电化教育定义为:“运用现代教育媒体,并与传统教育媒体恰当结合,传递教育信息,以实现教育最优化”。1998年更新该定义:“电化教育是在现代教育思想、理论的指导下,主要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教育活动,以实现教育过程的最优化”。2011年,他提出,“信息化教育,就是在现代教育思想和理论的指导下,主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教育资源,优化教育过程,以培养和提高学生信息素养为重要目标的一种新的教育方式”。每个定义都是对当时电教实践的纠偏。第一个定义强调“与传统教育媒体恰当结合”,纠正了当时为了电教而电教的偏向;第二个定义强调“在现代教育思想、理论的指导下”,纠正了片面的技术观;第三个定义针对当时“94定义”将教育技术泛化的倾向,强调“开发教育资源,优化教育过程”,突出了信息化教育的两项主要任务。这三个定义的共同点是都有现代教育媒体(现代教育技术、现代信息技术)的参与,所以,南先生强调“有现代教育媒体参与,是信息化教育的本质特征”。

2.关于电化教育功能与作用问题的论述

在南先生的著作里,电化教育的功能与作用是分开论述的。“功能”强调事物本身具备的效能,由事物内部结构和要素决定;“作用”侧重事物在特定情境下产生的实际影响,可能呈现正面或负面效果。功能是作用产生的基础,作用是功能的外在表现。南先生对电化教育的功能与作用做了清晰、全面的概括,将电化教育的功能分为再现功能、集成功能、交互功能以及扩充功能和虚拟功能;电化教育的作用为提高教育质量、提高教学效率及扩大教育规模和促进教育改革。

3.关于电化必赢优惠y272net科性质与定位的探讨

关于学科定位,南先生在回顾1979-2012年这33年历史时总结道:1979-1994年,电化教育姓“教”不姓“电”,基本上取得共识;1995-2004年,多种定位观争鸣,定位迷失;2005-2012年,“教育”“技术”和“‘教育—技术’双重定位”三种定位观并立。在对未来的思考中,南先生认为“以定位为‘教育—技术’(双重定位)较好。”他认为,“双重定位”能较好地“体现学科的本质”,有助于“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培养复合型人才”。可见,在学科定位上,南先生经历了由定位“教育”到“‘教育与技术’双重定位”的转变。在学科性质上,南先生也经历了由“必赢优惠y272net科”到“综合性学科”的转变,这更符合教育技术学学科的实际,也更有利于教育技术学学科的发展。

4.关于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

南先生十分关注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的研究,2003年,他在《新世纪信息化教育工作者的使命——推进“14345工程”》一文中尖锐地指出:有些人只知道教育技术学的理论基础有什么,却不知道教育技术学的基本理论有哪些?并首次概括了现代教育技术的四个基本理论。2004年,南先生在《信息化教育概论》一书中又进一步明确了“现代教育媒体理论、现代媒传教学理论和现代教学设计理论”为信息化教育的基本理论。当然,教育技术学到底有哪些基本理论?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三)坚持问题研究与体系构建相结合

在教育技术学研究中,若只关注问题,不考虑学科体系建设,难以对问题进行系统全面思考,容易被现象所牵制,无法形成系统的理论知识,知识的传承也将成为问题,还容易引发“技术至上”“工具至上”等问题。类似地,在研究中,若只重视学科体系建设,缺乏对问题的深入研究,体系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容易产生“为了体系而体系”的研究偏差,并导致学科领域的泛化、学科建设的封闭和狭隘等。南先生在比较中美教育技术研究的区别时指出:在研究取向上,中国重学科建设,美国重问题研究。在新时代,要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学术体系,需要遵循南先生倡导的“既要借鉴,更要超越”的理念,吸收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优点、克服其不足,把问题研究与体系构建结合起来。

五、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话语体系的基本原则

结合南国农先生的相关论述,要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话语体系,需要坚持以下三个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

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话语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全面总结我国教育技术领域的实践经验,批判性地分析西方教育技术话语中可能隐含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技术决定论倾向,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教育与技术的关系,形成正确的教育技术观。新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就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正确认识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明确教育技术的目的与方向,确立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使命、以服务国家战略为价值导向的教育技术发展路径。

(二)植根中国传统文化

南先生非常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对教育技术的影响,并号召在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体系中,要关注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学习和研究,并使之现代化。

首先,深挖传统文化精髓,奠定话语体系哲学根基。以“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等传统哲学思想为根基,将“道器之辨”“和而不同”等智慧融入教育技术理论,克服工具理性局限;其次,构建逻辑自洽、表述清晰的中国式命题体系。将“有教无类”“立德树人”等体现中国文化特质的原创命题,融入命题体系;最后,强调话语体系的实践指向与价值引领。使其能有效指导教育数字化战略实施、智能教育模式创新等中国特色实践,并在数据伦理、算法公平等前沿领域提供价值指引。这一话语体系的构建,既要扎根中国教育实践提炼理论,又要立足传统文化创新表达,最终形成既能阐释中国经验又能贡献世界智慧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植根中国传统文化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话语体系,是一项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广度的系统工程。它要求我们坚持守正创新,在深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精准理解当代中国教育发展需求的基础上,凝练出既具有普遍学术价值,又闪耀独特中国智慧的概念、范畴与命题,最终形成能够清晰言说“中国经验”、有效指导“中国实践”、充分彰显“中国气派”的教育技术学学术表达体系。

(三)本土化改造西方理论

西方教育技术理论植根于西方的社会文化土壤与技术生态,其解释力与适用性在中国面临严峻挑战,需要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本土化改造并非简单移植或技术适配,而需立足中国教育系统的制度特征、文化基因与实践逻辑,对理论内核进行批判性重构与创造性转化。例如,对西方联通主义、建构主义在线学习模型进行适应中国国情的改造,使其适合中国大规模同步在线课堂的需要。在方法论方面,需融合多学科方法,开发适配本土问题的研究工具,推动从“验证西方假设”向“生成本土知识”的范式转型、从概念移植走向自主建构、从文化依附走向理论自信,为全球教育技术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实现南先生所说的“把国外好的东西一并搬来,然后学习、消化、改进、使用,最终形成自己的东西再拿出去”。

六、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的路线图

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南国农先生为我们绘制了路线图:遵循“和为贵”理念,采取“求同存异”策略,通过“三重”“三化”“三防”途径,促进两类框架融合。

南先生从他的“人生追求”“世界人民的心愿”“解决理论争端的有效处方”等方面阐述了“和为贵”的价值与重要意义,指出“人的思想、观点、行为习惯各有不同……可以求同存异”。并进一步强调,任何理论都有其长处和不足,可以“和平竞争、交融互补、共同发展”。孙立会等学者也指出:教育技术学是一门融合了必赢优惠y272net、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的交叉性学科。构建教育技术学学科交叉共生的集群学科信仰共同体,由“凝聚力不足”转变为“美美与共”。这一观点也很好诠释了南先生“和为贵”“求同存异”的理念与策略。

南先生提出的“三重”,是指重视基础、前沿和特色研究。在技术重塑教育生态的当下,亟须在“基础、前沿、特色”三个维度协同发力,驱动学科内涵式发展。基础研究是学科立身之本,对困扰学科发展的学科定位、基本理论、理论体系等问题需要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研究;关注学科研究前沿的最新动向;在特色上,南国农先生进一步指出:中美教育技术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研究取向、研究重心和研究范围上。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在研究取向上,要时刻关注、研究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中出现的新问题,研究解决新问题的过程,就是新知识创生的过程,也是理论创新的过程。将学科建设与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将研究中国现代教育技术问题取得的学术成果理论化、系统化,就形成了中国教育技术学的学术体系。在学科研究重心与范围上,应该继续坚持以现代教育媒体的研究和应用为中心,重点关注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下学与教的理论和实践,保持中国特色。

南先生所说的“三化”是指“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西方理论的中国化及本土化”“学科本身基本理论的细化、深化”。南先生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学习、研究并使之现代化的探索,对于西方理论“要学习、借鉴,还要超越、创新”,关于学科本身基本理论需要对其内涵、结构、功能、作用进行更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南先生“三化”路径的可行性,可通过以下实例得以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现代化方面,可把孔子的“有教无类”与数字化促进教育公平、数字时代要注意消除数字鸿沟等议题相结合;因材施教可以与个性化教学、个性化学习等议题相结合进行研究。有关西方理论的中国化及本土化方面,可以实施“双重转化”机制:文化过滤方面,对建构主义等理论中的极端个人主义预设进行批判性扬弃;价值重构方面,将集体主义伦理要素融入知识建构过程。

南先生所说的“三防”是指防“西方中心和依附理论”、防浅尝辄止、防学术腐败。通过构建制度保障与技术赋能的协同治理机制,形成制度规约—技术支撑”的双轮驱动范式。该范式强调通过制度设计明确学术规范与问责机制,同时借助智能技术提升治理效能,二者协同发力,共同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体系。为防西方中心主义,需实施学术自主工程,一方面推进教材建设的本土化转型,通过建立基于本土知识体系的专业术语库,实现教育技术学话语体系的自主重构;另一方面,完善学术审查的双重保障机制,在学科内部组建专家委员会负责理论适用性评估(内循环),同时联合文化安全研究机构开展意识形态风险预警(外循环),形成“专业评估—文化安全”的协同审查模式。为防浅尝止,需构建长效科研生态机制,鼓励研究者秉持严谨治学态度,持续深耕,不因困难或短期无果而放弃,以扎实研究推动学科发展。为防学术腐败,需强化技术增能,形成“预防—监测—惩戒”的技术治理链,课题申报环节采用区块链存证与语义查重技术;经费管理部署智能审计系统,建立异常支出实时预警系统;成果评审实行“双盲三验”制度,并运用贡献度溯源算法量化作者实际参与度。通过上述措施,可有效提升学术治理的透明性与公正性。

七、结束语

本文以南国农先生电化教育思想及有关论述为基础,聚焦学科、学术及话语三大体系建设问题,探讨了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三大体系”的内涵、构建的必要性、可能性、依据、原则与路线图。中国教育技术实践的独特性,决定了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的必要性,中国教育技术研究与实践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提供了可能性。学科体系的构建,除了教育技术学自身发展需要外,还需根据中国的国情和社会需求。教育信息化实践及取得的研究成果为教育技术学学科的升级提出了要求和条件。学术体系的构建,要以问题研究为导向,以基本理论研究为基础,坚持问题研究与体系构建相结合。话语体系的构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植根中国传统文化,本土化改造西方理论,并通过国际学术交流、标准制定、项目推广等扩大国际影响。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南先生提出了促进教育技术理论体系融合的路径:以“和为贵”“求同存异”为指引,借助“三重”“三化”“三防”举措,全力推进本土化理论体系(基于本国研究与实践总结构建)与参照美国AECT’94定义构建的体系的有机融合,实现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体系的目标。未来研究应对标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持续深挖中国教育技术实践特色,形成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解决方案,为全球教育技术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本文参考文献略)


Constructing the Disciplinary, Academic, and Discourse Systems of China’s Educational Technology--Based on the Study and Reflections of Mr. Nan Guonong’s Thoughts on e-Education

LiMeng WangJide ZhuShuhui


Abstract: Against the current relative weakness i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with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constructing the “Three Major Systems”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based on Mr. Nan Guonong’s thoughts on e-Education, expounds the connotation, necessity, possibility and pathways for building the “Three Major Systems”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refers to the holistic structural framework composed of the knowledge domain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its subdisciplines; the academic system is a systematic body of research outcomes developed by Chinese scholars addressing localized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the discourse system represents a linguistic expression system guided by Marxism, organizing concepts, categories, and propositions derived from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using Chinese modes of thinking. Drawing on Mr. Nan’s consistent advocac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s a discipline, the following pathways for establishing educational techn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proposed: optimizing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by grounding it i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practices, improving the academic system by combining problem-oriented research with systematic development; building a discourse system by rooting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dialogue. This study aims to foster an independent system of knowledge in Chinese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chieve a historic leap from merely “parroting western theories” to “advancing based on localized innovation”. This endeavor provides academic support for building China into an education powerhouse.

Key words: educational techn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ree major systems;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Nan Guonong’s thoughts on e-Education; independent system of knowledge


初审:魏莉莎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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